戴威表现得性格温和，儒雅，这位ofo的掌门人曾拒绝用“打斗、战争”一类的暴力词汇来形容即将到来的那一刻，虽然他知道，“竞争是难免的”。
ofo又双叒叕融资了。
3月1日，ofo宣布完成D轮4.5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31亿元）融资。此次融资由DST领投，滴滴、中信产业基金、经纬中国、Coatue、Atomico、新华联集团等机构跟投。此轮融资后，ofo正式进入独角兽行列。
2月20日，同处于共享单车第一梯队的摩拜单车也宣布再次获得D轮后新融资，新引入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（Temasek）的股权投资，同时，曾领投摩拜C轮的高瓴资本再次追加投资。但是，并未披露具体金额。
短短两年，ofo和摩拜相继完成七轮融资，小步快跑进入独角兽行列，身后的投资人更是多达20多家。
“D轮合”的魔咒并未在共享单车市场上演，但随着北京入春，街头巷尾的“橙黄单车”也开始躁动。ofo和摩拜手握多轮巨额融资，战争的硝烟已经燃起。
从校园走出的ofo，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年轻公司，经历过项目失败、融资困难、地推受阻以及产品被诟病等等，但其创始人兼CEO戴威并未自乱阵脚，坚持平台化运营的“滴滴打法”一路打怪升级，如今“小黄车”已经遍布全国近40个城市。
欧洲飞回北京的航班上，戴威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“封校”。
时间是2016年初春。手握1000万人民币A轮融资的ofo大举扩张，校园数量从5个激增到25个，日订单量却卡在两万单，不增反降。戴威意识到，学校规模增加了，单车数量增加了，但是密度和使用频率下降了。
当时还关在校园运营的ofo，被骑出校门无法收回，一时间变成“海淀小黄车”。投资人的电话打过来，“城市用户没有学生证不能注册认证，在街上看到小黄车不能用，提前投放城市吧。”戴威并未采纳这一建议，而是把车堵在校园。
戴威调派运营师傅满城去拉小黄车回校园，但是，“架不住学生骑的多。”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说。创始团队五个人讨论了两个晚上，最终决定封校，“当时在武汉是全封，北京、上海实行单双号限行。单号车只能在校内骑，双号车交99元押金可以骑到校外，但是必须本人骑回来。”到了5月份，订单一下子起来了。
如果时光倒流，戴威或许会采纳投资人的建议。在ofo联合创始人薛鼎看来，“如果那个时间点开了城市，或许摩拜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一旦车丢了，没有投资跟进了怎么办？只能说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”
上线第一天，走在北大校园，身边一辆辆ofo经过，ofo联合创始人薛鼎感到兴奋，“当时连APP都没有，只有微信服务号”。
结局终究无法假设，ofo虽未在一年前扫清战场，但是在过去一年半，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：开拓城市近40个，连接单车超过100万辆，注册用户超过1500万，为用户提供出行超过2.5亿次。缔造出这份数据的，除了庞大的用户需求，自然离不开资本这枚助燃剂。
单看融资规模，成立两年半的ofo经历了多达七轮的融资，身后集结了DST、滴滴出行、中信产业基金、经纬中国、Coatue、金沙江创投、东方弘道、真格基金、天使投资人王刚、顺为资本等资本大咖。与ofo同处第一梯队的摩拜单车亦是如此，已经收获愉悦资本、熊猫资本、高瓴资本、华平、红杉资本、启明创投、腾讯等的投资。双方的投资人加起来超过20家。
这个被贴上“资本吹起来”的标签的新风口，一如当年的千团大战、打车大战，一时间甚嚣尘上。除了ofo和摩拜，入局单车领域的玩家前仆后继，例如小鸣单车、优拜单车、小蓝单车、骑呗单车、由你单车、HelloBike，以及永久等传统单车布局的共享单车项目。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这一年的状态，戴威说是“开着飞机换引擎”——这也是程维常说的。
从0到1
一篇题为《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》的文章，在北大内网疯传。
作者张巳丁是戴威的大学同学，也是ofo联合创始人。同为自行车爱好者的两个人在大一开学就加入了北大自行车协会，在凤凰岭的骑行活动中相识。
文章的内容是戴威对ofo共享单车最初的构想，“在北大招募2000名勇士把自行车共享出来，这2000个人就共同拥有了2000辆车的免费使用权，其他同学要用需要付费。这也是单车市场的分享经济和分时租赁两大流派的根本差异。”从一开始，戴威就坚持做平台，“不生产自行车，只做自行车的搬运工”。
2015年9月7日，ofo共享单车正式上线。上线第一天，就涌进200多个订单，当时戴威的第一反应是，“这事靠谱了”。走在北大校园，身边一辆辆ofo经过，这种感觉让薛鼎感到兴奋，“当时连APP都没有，只有微信服务号。”上线10天后，日单量达到1000多。
毫无防备下，ofo火了。但是疯狂上涨的订单量背后，ofo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。
“刚上线时愁增长，后来订单蹭蹭涨，服务器又不行了。”虽然严峻情况不及当年滴滴快的大战时的“七天七夜”，但是对于戴威来说，也是不小的挑战。
最初的那段日子，他经常陪技术一起通宵。这样的通宵持续到2016年9月初，“大学开学的时候日订单从几万单一下子涨到40万单，学校数量从30个涨到200个，整个服务器的压力非常大”。戴威在公司旁边的酒店开了一间房，技术通宵奋战，困了就去睡，醒了继续干活。整个后台的架构全部重写一遍，在40万单的峰值时终于扛住了。
创业，就是不断解决问题。当戴威发现共享单车的第一波规模红利有限，他决定在校园投放一批自生产的“小黄车”。但小黄车的出现并不在最初的构想中，购车、开发、技术、运营等高额成本随之而来，100万天使融资很快就要用光了。戴威开始四处借钱。杨品杰回忆，“最后是东方弘道投了300万pre-A轮，我们才挺过来。整个2015年几乎都是在借钱中度过的。”
起初，在北大校园发现小黄车的是金沙江创投副总裁罗斌。他也是北大毕业生，回母校时发现身边有小黄车频繁经过。
戴威清楚地记得，那是2016年1月29日，ofo日峰值订单接近两万单，一个自称是“投资人”的人打电话到ofo客服。戴威第一反应是，“这位罗先生绝对是骗子”。当时他对融资这件事已经丧失信心了。他本打算春节后再启动融资，但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回了信息，“感谢关注，有机会上门拜访”。
意外的是，对方秒回，“明天早上10点，国贸三期56层。”在金沙江创投办公室的那次见面，是戴威和朱啸虎的第一次见面，也成了改变戴威和ofo的重要时刻。
二十多分钟的谈话中，“每天的使用频率是多少，未来的市场规模和成长空间有多大”，都是朱啸虎最关心的问题。戴威回忆，金沙江创投最初给的估值并不高，和他的预期有一定差距，“我们当时的预期是1亿人民币估值，但最后打了六七折的样子。”
按照朱啸虎的风格，在敲定投资之前，圈里的共享单车都研究了个遍，“有些模式太重了，互联网要靠轻模式迅速占领市场，以后再慢慢做重，这是互联网的一贯打法。戴威的思路很清晰，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（年轻化）”。
第一次见面后，戴威并未着急做决定，“我和巳丁当时还是比较淡定的”。走出金沙江创投办公室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站在国贸三期地下一层的围栏边，拿出手机百度“Allen（朱啸虎的英文名）、金沙江创投”，发现“这个基金还挺厉害，这个人也挺牛”。去之前，戴威并不知道会见到朱啸虎，更不知道见面后的Allen就是这位滴滴的早期投资人。
回到公司，戴威又咨询了当时在机构实习的大学同学，得到的回复都是，“金沙江是你们这个阶段能找到最好的投资人”。第二次见面后，双方签订了融资意向。
虽然过去的一年时间里，戴威所带领的ofo迅速完成了七轮融资。但他坦言，“我依然不是一个擅长融资的人，我的判断主要基于双方的价值观是否有认同感，但这不是一个常规的融资办法。尤其是在B轮融资的时候，我们选择的甚至不是价格最高的那个，而是和公司的感觉最像的那个。”这样的融资逻辑，听起来似乎有些任性，其实不然。
在ofo联合创始人兼COO张严琪看来，在ofo几乎很少有纯凭感觉做决定的事，有了感觉之后会把这个感觉的内容分析清楚，有时对有时错，但是这个感觉需要有，不能无感，这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。
“商业竞争就像下棋，对方下一步你下一步，你很可能因为对手的动作而改变，这是动态的。”ofo联合创始人兼COO张严琪说。
战斗意识
熟悉戴威的人都说，他是一个抗压能力很强的人。但是短短一年时间里，ofo的员工数量从15个人急速上涨到800多人，单看去年9月C1轮融资之后，就增加了600多人。这样的速度让戴威既兴奋又焦虑。
杨品杰说，有一段时间团队在思想上遇到了瓶颈，没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发展。公司从几十个人，到一百多人，再到现在的八百多人，从一开始天天聚会，到后来坐四五桌，到现在都坐不下了，大家如何求同存异，统一思想？前段时间ofo内部组织了“使命愿景价值观”的讨论，最后定的愿景是，ofo要成为一家影响世界的中国企业。
接受记者专访之前，戴威刚刚结束一场面试。人才，是他现在最渴求的财富。去年11月，张严琪加入ofo。生于1986年的张严琪，曾经的标签是“Uber全球最年轻的区域总经理”，负责中国优步30个城市的业务。加入Uber之前，他是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交易员，2014年成为中国优步的前五位员工之一。不到两年时间，他先后将成都、北京的月订单量做到全球第一，在成都从滴滴手中抢到30%的市场份额。
2016年9月，四川会馆。戴威的生日会上，张严琪随朋友一同参加，是两人的第一次碰面。
张严琪回忆，“我预期戴威应该是90后的模样，没想到很成熟，沟通起来很顺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对共享单车这个行业感兴趣，两人的思维方式很像，如果我来做的话也会那么做。”闲聊下来，两人有很多一拍即合的感觉。
彼时，滴滴、优步中国合并不久，张严琪正在滴滴负责汽车后市场业务。但他很快发现，这个领域不足以让他感到兴奋。有了加入ofo的想法，张严琪征求程维的意见，“程维对年轻人创业都是抱着支持的态度的。”当时，滴滴投资ofo还未敲定。在张严琪看来，“这是一个巧合”。
当被问及从滴滴到ofo的原因时，张严琪说了四点，“共享单车未来的市场规模和战斗规模将超过滴滴和优步中国；平台型的商业模式很有想象力；创始团队的理念很专注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我很认同的；戴威对数字很敏感，所有商业决定都是数字驱动的。”
除了自己的兴奋感，张严琪还带来了优步中国的老同事们，“有运营、法务、战略，还有以前Uber最大城市的总经理。”
在戴威看来，张严琪给ofo团队带来的不仅是人才，还有“战争意识”，“ofo之前的团队是没有战争意识的，都是独立决策的。在竞争局面里需要有博弈，制定策略也要顾及对手的打法。我们讨论一个问题，他会说如果对手这么做怎么办。现在，我们会做沙盘推演，如果其他人这么做，我们怎么做。”
张严琪的战斗经验，得益于当年滴滴和Uber的战争，他说，“就像是下棋，对方下一步你下一步，你很可能因为对手的动作发生改变，这是动态的。这就像是格斗，在家打沙袋你永远都可以赢，也可以有很多花拳绣腿的动作，但是真正的格斗是ugly的。打过仗的人和没有打过仗的人，对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”
采访程维的时候，身边人评价他有一种“合并梦想”的本事，杨品杰说，“戴威的身上也有这种魔性，能聚拢一帮牛人。”
拉杨品杰入伙，戴威只用了一顿火锅的工夫。但是戴威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杨品杰笑称，“都是套路”。
2015年9月，张巳丁那篇《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》风靡之时，杨品杰也是ofo的用户之一。到了年底，ofo的天使投资人组局，戴威和杨品杰都在场。就是在那场饭局上，杨品杰在醉意间被成功“洗脑”。
杨品杰回忆，戴威给他看了两段视频，其中一个已经忘记，另一个是日本的广告片《人生不只是马拉松》。镜头中有一堆人在跑马拉松，突然镜头停止，大家四散跑开，有的去结婚了，有的去看电影，有的去养猫。“表达的意思就是，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。”杨品杰嚎啕大哭，“在那个时间点，非常戳我（的泪点）。”
让杨品杰最有成就感的是，2015年年初在百度上搜索“共享单车”，什么都搜不到；但是现在一搜一大堆。
舍命狂奔
天刚蒙蒙亮，张师傅已经将数十辆小黄车排在望京地铁口。这样的搬运，每天都在重复。
地铁、公交站、小区门口，北京几乎每一个人流集散地，都有小黄车和小橙车的身影。原本分别盘踞北京和上海、校园和城市的两个共享单车玩家ofo和摩拜，去年8月份在北京战场正面交锋。
2016年4月22日，摩拜单车正式在上海试运营，同年8月开始在北京投放，扫码、无桩、电子锁等设计迅速引爆媒体、社交平台，共享单车的概念旋即在街头巷尾被热议。
摩拜惊现北京街头，ofo走出校园的脚步瞬间提速。戴威反思，“最初想要做到2000个学校再做城市的策略是错误的，竞争让我们很快纠正了这个问题。”
时间拉回到“海淀小黄车”的2016年3月份，戴威有些后悔，“当时已经布满大街小巷了，为什么不能放开让老百姓用呢，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城市用户有这么强烈的需求。”如果那个时间干脆放开，或许ofo会发展更好。杨品杰说，当时确实没有想到城市用户的势能那么大，现在有些后悔，“进城市晚了五个月”。
但戴威的生存法则是，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。尤其是创业阶段的公司，与大公司相比，制度不健全、缺人才、文化不完善等等都是问题，这种状况下没有增长，肯定得死。用他的话说，“一快遮百丑”，创业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舍命狂奔。
除了正面战场的交锋，资本战场也并不平息。此前有媒体报道，ofo和摩拜在2016年9月的融资僵持了半个多月。
一位投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2016年9月，整个资本市场的观望情绪比较大，投资人分别见了ofo和摩拜，但都不敢出手；而两家公司也很难受，因为虽然见了很多投资人，也有人表示兴趣，但真正白纸黑字敢投的不多。”滴滴当时也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做，短途出行是其在出行领域覆盖的盲点。当时，投资人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滴滴投资摩拜或者滴滴自己做。
滴滴会不会自己做？这也是朱啸虎被问的最多的问题。作为程维和戴威的“红娘”，朱啸虎称，“当初我们投ofo的时候就跟滴滴说过，因为共享单车这个事情是和滴滴的业务有相关性的。”他和滴滴说好，先做早期布局，等时机成熟了滴滴再进入。这个“时机成熟”，出现在去年9月26日，戴威和程维敲定融资意向也是在金沙江创投办公室。
回忆起和程维的第一次见面，戴威印象深刻，“当时小范围的分享会上，我坐在台下听他发言。直到去年9月份融资的时候，才真正聊过几次。现在经常聊聊微信，程维在发展方向、战略上会给我一些建议，毕竟他打过那么多战役。”
我追问，最受益的一条建议是什么？戴威欲言又止，“这个不能说，是ofo即将要推的一些事情。”
当滴滴战略投资ofo之后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滴滴为什么没有自己做？
朱啸虎的回答是，“滴滴现在的想法像腾讯一样，要做开放森林。程维现在不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，打造一个开放的生态体系很重要，这样才能做得更大。而且，自行车和汽车之间是有一些割裂的，自行车只能是一个侧翼的防护。”
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ofo和滴滴会打通吗？戴威说，“肯定会。就像滴滴接入微信，是一个道理，滴滴平台会增加一个ofo的模块，正在开发中。”
正是在滴滴投资ofo敲定之后，其他投资人开始迅速跟进，ofo的估值一下子从此前的1.5亿美元上涨到3亿美元。
9月，滴滴战略投资数千万美元被ofo称为C1轮融资，半个月后的10月10日，ofo又进行了C2轮融资，投资人阵容堪称豪华：美国对冲基金Coatue、小米、中信产业基金领投，经纬中国、元璟资本、金沙江创投等跟投。机构的体量都很大，而且意犹未尽。据称几家机构的高层打电话来问，“能不能再多投一点？”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在资本狂热的2015年，ofo融资艰难；到了资本寒冬的2016年，ofo却在融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在张严琪看来，“资本相当于催化剂，还需要本身的业务有造血的生命力。如果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或者商业模式不成立，资本很快就会看到事实。”
虎口夺食
去年10月，完成C轮融资后，ofo大规模扩展学校和城市，戴威发现，城市运营人员的压力太大了，他决定把合伙人全部下放到主要城市去。薛鼎被派到上海（摩拜的大本营）和摩拜死磕。
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在摩拜总部对面租下一间办公室，“从北京总部出发的时候，确实是立了军令状的，因为上海太重要了。拿下上海的过程，就是虎口夺食。”
在校园，薛鼎的突破口是复旦大学，他用了一个月时间。“上海的推广一开始并不顺利，因为很多用户已经被摩拜教育过。”薛鼎只能耐心解释，“ofo已经创业两年了，是从北京来的，有很大的数据支撑。这是个复杂的过程。”
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杨品杰被派到了武汉、广州。他印象最深的是，“特别像打仗，每天都在数据驱动下非常紧迫。虽然大家都是合伙人，但是开周会总结的时候完不成任务还是很尴尬。老戴（戴威）会翻着笔记说，你上周新增用户是多少，没有完成任务啊。”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杨品杰基本都拿来请地推的兄弟们喝酒吃饭了。
当然，碰壁都是难免的。杨品杰回忆，“一开始我们介绍ofo的项目是北大的，发现人家根本不在意，干嘛要支持北大？后来，我们找到志愿者团队或者学生社团，以项目的形式推进学校。”他本以为武汉大学全是坡，不可能有人骑车，但最后发现，武汉大学学生用车很疯狂，校园里看不到停着的小黄车。小黄车坏了找到修车点之后，等20分钟修好再骑走。
张严琪说，ofo进城市的方式也不是一股脑冲进去，10月份在北京上地、上海杨浦区投了一点点车测试，这在商业上是非常稳健的做法。后来发现，数据增长非常好，ofo才开始正式进城。
从北京一路狂奔，如今小黄车已经遍布全国近40个城市。戴威的开城逻辑很简单，第一步先把省会城市开了，第二步选择哪个城市交给区域经理决定。这样的逻辑与当年的Uber中国相似，“三个人一座城”。
熟悉戴威的人都说，他对数字十分敏感。采访中，他对时间和数据的记忆准确到惊人。在ofo共享单车上线那天，戴威就算好了数学模型，虽然从学校逐步拓展到城市，但是基本的数学模型并未改变。在城市中多了押金这个新的变量，定价机制发生了变化，但并未影响核心元素。
从机械锁和智能锁、实心胎和空心胎，如今两家的产品形态在竞争中日益趋同。对此，张严琪认为，“在产品上确实是接近的，但模式相差很大。ofo是一个开放平台，车型会越来越多，来源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生产商。这个区别就像宝马做了一个APP可以打车，但只能叫来宝马，叫不了奥迪，但是Uber可以叫到几乎所有的车，甚至可以叫飞机游轮，这是本质的区别。”
国内的单车大战战局未定，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海外。ofo启动出海，对于戴威来说，出海这件事从创业第一天就在脑子里。几年前，他在巴黎从凯旋门去埃菲尔铁塔，走路太远，想租公共自行车又用不了中国的信用卡。相似的状况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城市。戴威最近看到了一份行业报告，全球70%的人会骑自行车，也就是50亿人，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。这更加坚定了戴威国际化的野心，“以共享单车这件事来说，全球不可能有企业打得过我们，全世界80%的自行车是中国生产的，我们的成本优势特别大，还有很多排他的产能。”
“现在谈竞争还太早，是大战的前夜。”张严琪的判断是，3月份以后战斗的味道就要出来了，真正的大战在6月份以后。“到时候你会感觉到，硝烟四起。”（摘自中国企业家微信平台）